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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建文:选定了就一直爱

田建文:选定了就一直爱

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李建斌 杨珏 刘宇航

“其实,我这辈子走得挺平坦。”采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,他的第一句话就令记者意外。且不说名校毕业后自愿扎根基层30多年,也不说三次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,仅仅那三次开颅手术,就已是常人不能经历之苦痛,怎么还说是“平坦”的?

眼前的田建文,肤色黝黑,相貌朴实,右侧身体有些偏瘫。如果不是事先了解,很难把他和全国知名的考古专家挂起钩来。

“去侯马吧,我的考古工地在那里。”聊了没多久,田建文就热情地发出邀请。他慢慢地站起身,左手将一只军绿色帆布包斜挎在肩上,蹒跚着迈开步伐。

跟在他身后,记者对“平坦”之说更是充满了好奇。

田建文:选定了就一直爱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,田建文在山西蒲县古县乡曹村龙王庙附近做考古田野调查。田建文供图/光明图片

“学了四年考古,不去田野就浪费了”

1982年8月,山西南部的曲村天马遗址多了好些年轻面孔—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学生田建文和同学们来这儿实习。这里是一处以晋文化为主的西周时代遗址,二十世纪我国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。

对田建文他们来说,最大的困难并非烈日灼烤,而是几个月后的拼对陶片。入冬后的曲村,两间小小的活动房就是他们的“主战场”。外面寒风凛冽,屋里一只无烟煤炉努力地燃烧着,仍然无法升高温度。田建文和同学们把自己包裹成“熊”,只露出双手干活儿。

考古工地中发掘出来的陶片,装了一筐又一筐,需要把它们拼对成完整的器物。这工作就像大海捞针,是对眼力和耐力的极大考验——要么找不到匹配的碎片,要么拼了老半天才发现错了,常常忙活几天,也拼不出一件成型的器物。枯燥无趣的工作,让青年学子们备受煎熬。生性活泼的田建文唱起歌来,缓解自己的烦躁情绪。

“拼出来啦!”终于,有人一声欢呼,满屋子的年轻人顿时沸腾起来。之前吃过的苦,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这种历经艰辛而产生的惊喜,让田建文对田野考古产生了特殊的迷恋。

1984年夏天,大学毕业的田建文,带着满腔热情准备步入山西的考古工地施展拳脚。然而,拿到派遣证的那一刻,兜头一瓢凉水泼来——他被分配到了山西一所省属大学。一打听,那里并没有考古专业。

“那可不行,我学了四年考古,不去田野就浪费了!”

实习期间,田建文对晋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,而侯马作为晋国晚期都城,有大量未解之谜。所以,他认准了,干田野考古,就得去山西考古研究所下属的侯马工作站。于是,之后的几个月里,他到处找人申诉,而理由就是“不能浪费”。后来,他索性跑到侯马工作站,天天泡在考古工地,“赖”在那里不走了。

考古是还原祖先的来路,但这份说起来高大上的工作,在当时不少人看来只是无奈的选择。像田建文这样,哭着喊着非得去田野考古一线的,罕见。

田建文对田野考古的一片“痴情”,打动了北大的老师,也最终打动了省里相关部门,他被改派到了山西省文物局。但囿于当时的情况,直到一年后的5月,他在侯马工作站的身份都只是临时工,挣的是技工的工资。

就这,他也乐意!

“逗牛”逗出来的史前遗址

如果说大学毕业选择去基层做田野考古,是一腔热血的职业冲动;那么研究生毕业后再次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,毅然回到侯马考古工地,则是田建文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郑重选择了。

1986年,田建文被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看中,推荐去报考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张忠培先生的硕士研究生。读研期间,他又成了张先生的爱徒,时时耳提面命。苏张二人,在中国考古界都是顶级的人物,被他们青睐,是考古人都羡慕的事。然而,田建文并未利用二位“贵人”的影响力。1989年6月研究生毕业时,有机会留在北京,他放弃了;回到山西,可以留在太原的山西考古所总部,他又放弃了。他心里有个目标:找到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,就必须做田野考古。

回到侯马工作站,充满活力的田建文和同事们经常是说走就走,拿上手铲、陶片袋,骑着自行车,踏查每一处可能的遗址。枣园遗址,就是用这种笨笨的工作方式发现的。

说起这次发现,田建文的同事兼挚友薛新民、杨林中异口同声:“这是他‘逗牛’逗出来的!”

1991年5月初,薛新民在翼城县东部主持北橄遗址发掘。田建文、杨林中也在附近工作。三个年龄相仿、兴趣相投的年轻人,经常一起骑着自行车,对以北橄遗址为中心、周边20公里范围内的古文化遗址进行摸底调查。“碰到断崖,就是车骑我们。”薛新民笑道。

11日那天清晨,仨人在枣园村发现了蛛丝马迹。细细搜索,却只捡到一些不太典型的陶片,收获不大。小路边,一户人家的柴门外,一棵洋槐下拴着一头小牛,旁边还堆积着一些生活垃圾。田建文精力旺盛,就调皮地去逗牛。被惹急的牛犊气得直刨地,垃圾堆被踢散开来,露出几个红色的陶片。

“红陶片!”

三个人的神经立刻“跳”了起来——这里可能是一处距今六七千年的史前遗址!

他们拉开牛犊,用一根“蝴蝶泉”香烟,向一位姓郑的村民借了两把铁锹,开始沿着垃圾堆周边挖。干了一上午,挖出来的“破盆烂罐”越来越多,有些大片的,几乎可以看出是什么器物。仨人花了12块钱,雇了一辆驴车,将所有陶片拉回考古队。

“长鞭呀,那个一呀甩呀,啪啪地响哎……”他们一路扬鞭策驴,一路放声高歌,宛若凯旋的战士。

经过研究,这些枣园村的陶片来自7000年前,此处是迄今为止山西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如今都已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的他们,说起30年前的往事,依然眉飞色舞。

“我跟田建文有30多年的交情了。”薛新民说,田建文一直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朴实,从不好高骛远,“他就是一根筋。你们看他的那个军挎包,背了30多年,用烂了就换一个,就只用军挎。对考古也这样,选定了就一直爱。”

在挚友眼中,正是“一根筋”成就了田建文。

考古工地让他“又活过来了”

正当田建文在田野考古上大显身手时,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,让他不得不暂停了前进的脚步。

1997年4月2日,田建文从考古工地骑摩托车回乡扫墓,途中遭遇车祸。开颅手术挺成功,人救过来了。一周后,对医学知识了解不多的田建文,觉得自己已经恢复好了,心里又一直记挂着工地,就偷偷跑出医院回了考古土地。然而,脆弱的颅脑怎经得起如此颠簸!仅仅4个小时,再次颅内大出血。此后,他又进行了两次开颅手术。

这么一折腾,田建文留下严重的后遗症——说不出话,走不了路。

在家康复几个月,效果并不理想。深知老友秉性的薛新民,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:去考古工地康复!

田建文:选定了就一直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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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到“考古工地”,田建文黯淡了许久的眼睛又亮了。

于是,在薛新民的考古工地上,朝霞里、夕阳下,人们总能看到两个男人相搀着走路说话。起初,田建文只能往外蹦单字,薛新民则坚持每天跟他“絮叨”考古的事儿。日子就在这样的“单方对话”中过去。

1998年夏日的一天,二人如往日一样在工地上走路“聊天”。突然,薛新民一愣,仿佛听到田建文蹦出了两个字——“考古”。

停下脚,扭过头,四目相对,田建文又说了一遍。没错,“考古”!田建文说的是“考古”,他心心念念的考古!两个男人像复读机般反复说着这两个字,嘴角挂着笑,眼里闪着光。

到了北风将考古工地周边的草木都染黄的时节,田建文已经可以独自走路锻炼了。可他总是往路边的荒地里走,让大伙担心。问他去干吗?他说:“找遗址。”薛新民笑道:“他这是又活过来了。”

1999年,身体恢复一些后,田建文受到“照顾”,被安排到山西金墓博物馆任馆长。然而,2004年,难以割舍的田野情结,让他再次选择回到了考古工地。此后,绛县横水西周墓地、上郭古城遗址、曹家庄汉代墓葬、闻喜上郭——邱家庄遗址……他主持的每一个发掘项目,都取得重要成果。

2020年,田建文又多了一个绰号——“二五蛋”,即在2市5县主持了10个发掘工地。“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”,是田建文给自己定下的目标,“我们这一代考古人身上,寄托着苏先生、张先生等两代考古人的期望,不做出成绩,对不起两代人”。

今年5月,时隔近40年后,山西省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再次开班。田建文主动提出,让学员们来他主持的邱家庄遗址进行发掘实践学习,并请缨担任随班指导老师。他说:“和老辈人相比,现在的考古人,特别是年轻人,最需要的就是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精神。我要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,给年轻人做好表率,让他们早日挑起田野考古的大梁!”

离开邱家庄遗址考古工地,田建文送记者去侯马火车站。途中,电话铃声响起。接完电话,他开心地笑了:“刚发现一片遗址,我得马上赶去看看。”

田建文下车,汽车再次启动。回头望去,那个斜背着军挎包的身影,正蹒跚着走向远处。夕阳将他的影子铺在路面,很长很长。

这一瞬间,记者突然明白了田建文所说的“平坦”。一个人,始终行走在自己所钟爱的大道上,那些坎坎坷坷,又算得了什么!

《光明日报》(2021年08月30日01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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